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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在非投資征收風險的預防機制

                    來源: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作者:曾捷1,2宋彬齡2
                    發布于:2022-06-10 共9886字

                      摘要:近年,中國在非洲的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其投資征收風險也不斷增加。一方面,中國在非洲投資的項目主要集中在征收風險高發地區,且投資規模較大,帶來的損失也較為嚴重;另一方面,非洲不穩定的投資法律環境也使得企業容易觸發征收風險。此外,中國目前對在非洲投資的法律保護仍有待進一步完善,這些原因都使得我國在非洲的投資面臨著被東道國征收的風險。從完善我國目前對外投資法律規范以加強對非投資的事前審查,建立非洲國家投資風險管理平臺從而為投資者提供必要信息,并對中非現有雙邊投資條約進行審查三個維度構建征收風險的預防機制,將成為降低中國在非投資征收風險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中非投資;征收風險;預防機制;

                      作者簡介:曾捷(1991—),男,湖南邵陽人,湘潭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湘南學院外國語學院助教;;宋彬齡(1981—),女,湖南長沙人,法學博士,湘潭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基金:湖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重點項目“《反興奮劑條例》修改研究”(20A504);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China's investment in Africa is constantly expanding, and accordingly its investment levy risks are also increasing. On the one hand, China's investment projects in Africa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areas with a high risk of expropriation, and the scale of investment is large, and the losses that might come with it would be more serious. On the other hand, the unstable investment legal environment in Africa also makes it easy for companies to trigger expropriation risks. In addition, China's current legal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 in Africa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se factors make our country's investment in Africa exposed to the risk of being expropriated by the host country. It is advisable for us to improve our country's current foreign investm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strengthen the pre-examination of investment in Africa, establish an investment risk management platform for African countries to provide us investors with necessary information, and review the existing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in China and Africa to build a three-dimensional expropriation risk prevention mechanism. Hopefully, these will become effective ways to reduce the risk of expropriation of China's investment in Africa.

                      Keyword:China's investment in Africa; expropriation risk; prevention mechanism;

                      近年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和范圍也越來越大,中非經濟合作關系快速發展,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中國在非洲國家的直接投資存量從2002年的不到 5 億美元,增長到2020年的434億美元。據統計,截至2020年底,中國企業在非洲52個國家和地區共設立了超過3500家境外企業,投資覆蓋率達86.7%,占中國境外企業總量的7.9%。目前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建筑業、制造業、采礦業、金融業以及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等1。同時,在中國對非投資數量不斷增長的態勢之下,中國企業在非投資被征收的案件也開始出現,雖然這些爭端鮮少訴諸國際仲裁,但是與此相關的媒體報道及文獻中的相關記載卻并不罕見,例如2012年中石化在加蓬的油田開采權被當地政府收回[1],2016年中國安津投資有限公司和濟南鉆石礦業公司受津巴布韋“鉆石國有化”政策影響而導致其財產被征收等[2],這些征收案件給中國企業造成了高達數十億美元的經濟損失。由此可見,目前中國對在非洲投資的征收風險亟需得到重視。

                    中非合作

                      一、中國在非投資迅速發展凸顯征收風險

                      就直接投資而言,隨著“走出去”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不斷推進,中國對非洲的投資領域、范圍、規模不斷擴大。根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對非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建筑業、采礦業和制造業中,這三個行業在中國對非直接投資總存量占比為69.6%。2這些行業的投資規模普遍較大,例如中國有色集團在贊比亞投資中色非洲礦業有限公司總投資達到1.5億美元[3],中鐵建中非建設有限公司在非洲簽訂多項建設項目訂單,總金額近55億美元,其中包括在尼日利亞合同總金額為35.06億美元的奧貢州城際鐵路項目商務合同和在津巴布韋價值19.3億美元的2015英雄住房工程項目[4]。這些較大規模的投資項目同時也面臨著相對較高的征收風險。據統計,中國對非投資的征收案件大部分發生在自然資源開發、建筑以及通信設施建設領域。[5]巨大的投資金額一旦遭受征收風險,其損失也往往規模巨大,中石化在加蓬奧班戈(Obangue)油田的開采權在2012年被當地政府剝奪,最終中石化不得不支付4億美元的賠償金重新獲得開采權。

                      就間接投資風險而言,除了剝奪開采權等直接征收風險以外,中國企業在非洲的投資項目還會遭遇諸如停產、項目停止等相當于征收效果的間接征收風險。例如2006年中國有色集團在贊比亞投資的銅礦公司被政府要求停產并關閉項目,導致該項目的投資遭受損失[6]34-39。中國在肯尼亞修建蒙內鐵路項目在征地過程中,因遭遇當地人的強烈反對導致部分項目被叫停。隨著中國對非投資的不斷發展,需要加強對投資征收風險保護的重視。

                      二、中國在非投資的征收風險保護的困境

                      目前,我國在非洲國家的投資的征收風險解決面臨的困境主要存在于三個方面:一是中國企業在非投資項目的投資法律環境不穩定,導致在非投資容易遭受征收風險,而我國對非洲國家與地區的投資法律研究相對滯后;二是中國對非投資保護的事后救濟機制有效性不足[7]652;三是中國企業不愿利用法律手段解決投資征收風險問題,因而救濟機制的便利性存在障礙。

                      (一)中國企業在非投資的項目易引發征收風險

                      目前中國對非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建筑業、采礦業和制造業這三個對當地環境會造成影響的行業中,這些行業往往對當地環境造成一定污染或破壞,而這些環境問題如果未能得到有效和妥善的解決,就容易引起當地民眾的不滿和抗議,進一步導致東道國對企業實施一系列規制和制裁措施,從而引起東道國對企業造成項目停止或關閉等實質性征收結果的出現。例如,2006年中國有色集團在贊比亞投資的銅礦公司因違反了贊比亞制定的環境檢測標準而被政府要求停產并關閉項目,使中國企業遭受巨大的損失。2008年,塞拉利昂政府因外國企業對當地的砍伐致使當地自然生態系統嚴重失衡,頒布了木材出口禁令,使中國在當地的木材企業被迫停業。蘇丹卡及巴爾大壩項目在修建過程中被發現其淹沒了當地本就稀缺的肥沃土地,從而引起當地人的嚴重抗壓和反對,項目一度被迫擱淺。

                      因而,目前我國在非洲國家的投資項目容易因環境問題引發征收風險,部分企業在相關項目的投資中,也容易習慣性照搬國內經驗,對當地的現實國情以及法律環境不熟悉,從而忽視來自東道國當地民眾的要求,致使在環境風險和事故發生時不能及時有效地與當地政府、民眾以及相關組織進行溝通協商,從而導致征收結果的產生。

                      (二)非洲本土化立法滯澀中國企業展開投資

                      非洲國家不穩定的投資法律環境是我國在非洲的投資容易遭遇征收風險的典型原因之一。非洲國家在經歷了20世紀60年代政治獨立之后,進行了一系列經濟改革想要擺脫其積貧積弱的國內狀況,其成果并不顯著。為了發展國內經濟,非洲國家仍然積極進行改革,在這個過程中非洲國家紛紛對國內法律進行更新,修訂或廢除了之前的法律,并產生了一系列“國有化”和“本土化”的立法。這種法律環境的改變使在非洲國家的外國投資者遭受的征收風險大大增加。

                      南非在1993年頒布了黑人經濟振興政策,目的是為了推動南非本土黑人更多地參與到國家經濟體系中來。隨后在2003年推出了《黑人經濟振興法》,通過法律的形式建立了嚴格的本土化評級體系,在南非的外資企業需要滿足本土黑人持股比例的要求。在2004年的南非《礦產和石油資源開采法》則宣布將礦產資源所有權收歸國家,并要求原從事礦產資源開發的投資者要在滿足《黑人經濟振興法》持股比例要求的前提下重新申請許可證,這也導致了弗萊斯蒂訴南非案的出現。2018年,南非政府宣布即將修改憲法第25條為無償征收土地鋪平道路無疑會對未來在南非的投資者帶來更大的征收風險。

                      2007年,津巴布韋就頒布了《本土化和經濟授權法令》要求外資公司將至少51%的股份提供給津巴布韋本土黑人。2016年,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宣布推行“鉆石國有化政策,要求國內最大鉆石產區——東部馬蘭吉地區全部六家主要鉆石企業無條件將股權轉讓給政府,并合并到一年前成立的國營津巴布韋聯合鉆石公司中來,導致這六家企業中的四家外企在津巴布韋的財產直接被征收。

                      2018年,坦桑尼亞政府對其采礦立法進行了全面改革。采礦改革旨在增加坦桑尼亞國民對采礦部門的參與,強制要求坦桑尼亞的礦產權利持有者必須購買在坦桑尼亞生產的貨物或當地公司或公民提供的服務,來作為獲得采礦許可證和特別許可證的條件。該修正案將”當地公司“定義為”坦桑尼亞公民持有其100%的股份或坦桑尼亞公民參與股份不少于51%的公司“。這意味著外國公司如果要向采礦部門提供服務,它必須建立合資企業,并且讓坦桑尼亞公司或公民持有企業超過51%的股權。這一法案出臺后,礦業公司發現,新的采礦法使他們難以采購到采礦所需的各類工具和貨物,因為之前的供應商沒有在坦桑尼亞注冊公司,如果繼續采購的話,會使自己喪失原有的采礦許可證,將導致其在坦桑尼亞的財產被間接征收。

                      從上述實例中可以看到,非洲國家近年來在投資法律環境方面并不穩定,與外國投資相關的法律在不斷變化,這一方面增加了投資者了解最新相關法律規定的難度,另一方面不斷變化的法律環境造成投資者沒有及時調整在東道國的運營,造成違反相關法律規定從而導致被征收風險的出現。

                      (三)中非雙邊投資保護救濟機制的使用存在障礙

                      中國投資者在非洲國家投資被征收的案件數量不斷增加,但從目前中國對外投資保護的主要手段雙邊投資條約來看,其保護效果還不夠完善,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目前中國與非洲國家簽訂的覆蓋程度不能滿足中國對非洲國家的投資需求;另一方面是目前中非已簽訂的雙邊投資條約中還存在一大批仍在生效的第二代條約,這些條約簽訂及生效時間相對久遠,由于這些條約當時是在重視東道國的利益背景下制定的[8]48-57,故而在這些條款中存在對投資者的投資保護以及征收補償等方面已不太能適應現代中非投資的情況。

                      在雙邊投資條約的覆蓋程度上,目前中國已經與非洲國家簽訂雙邊投資條約共34個,其中已生效條約數量為18個。這些已經生效的雙邊投資條約中,其覆蓋程度遠不能滿足中國目前在非洲國家投資的需要。根據商務部2020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數據顯示,中國對非洲國家投資區域達到了53個,其中尼日爾等中國對非洲重點投資國家仍然沒有與中國簽訂雙邊投資條約。隨著中非雙方經濟合作的深入開展,中國對非洲國家的投資數量日益增長,中國企業在非洲國家投資的項目數量及項目規模有明顯增加3,在此種背景下,中國投資者在投資準入門檻、優惠政策、稅收等方面卻無法獲得公平的待遇,當征收風險來臨時,中國投資者也缺乏雙邊投資條約所能提供的多樣化的法律救濟手段。

                      另外在條約的條款內容方面,中國目前與非洲國家簽訂的雙邊投資條約中對于投資保護的條款規定較為模糊,例如在中國—南非雙邊投資條約(1997)中,第二條促進及保護投資條款中對于東道國的投資保護義務規定:”一、締約一方應當鼓勵締約另一方的投資者在其領域內投資,并依照其法律、法規接受此種投資。二、締約一方應當為在其領域內從事與投資有關活動的締約另一方國民獲得簽證和工作許可提供幫助和便利。三、每一締約方應根據其法律和法規,授予與此類投資以及簽訂許可協議和技術、商業或行政援助合同有關的必要許可。“4這些對投資者的保護都限于”依照其法律“的前提,而不是使用更明確的”全面保護與安全“條款,這對投資者而言十分重要,因為在國際仲裁實踐中,投資者可以依據此條款提起對東道國涉及間接征收的指控從而挽回損失。例如,在美國生產貿易有限公司訴扎伊爾案中,來自美國的投資者就指控扎伊爾政府違反雙邊投資條約中的”全面保護與安全“條款,從而造成對投資者財產的間接征收。

                      在條約中的征收補償條款方面,20世紀90年代后期締結的條約對于東道國的補償條款一般采用所征收物在征收前的凈值的算法,而作為投資者,在面對東道國政府的征收行為之后,一旦失去了投資,這可能意味著整個企業在未來的存續受到影響,而即使獲得了仲裁的勝利,也可能難以彌補失去投資所帶來的所有損失。例如,在中國—埃及雙邊投資條約中,其國有化和征收條款對于征收的補償規定為”本條第一款第四項所說的補償應等于采取征收措施或其為公眾所知前一刻的該投資的市場價值“,沒有包含利息的計算,并且對市場價值的標準也沒有進行額外的規定。這意味著中國投資者所能得到的補償相對有限。

                      在條約中的爭議解決措施方面,目前已生效的中非雙邊投資條約中,有不少條約都對投資者將投資爭議提交國際仲裁進行了限制。在中國—加納投資條約中限制了投資者只能將征收補償金的爭議提交國際仲裁,還有中國—毛里求斯雙邊投資條約(1996年)、中國—津巴布韋雙邊投資條約(1996年)、中國—佛得角雙邊投資條約(1998年)和中國—埃塞俄比亞雙邊投資條約(1998年)中對投資爭議的解決都有相同規定。在對現有雙邊投資條約審查的過程中可以放寬對爭議解決路徑的限制。

                      三、完善中國在非投資征收風險的保護措施

                      對于中非現存在的投資征收風險,是現有事前對外投資管理規范不到位、非洲國家投資法律環境不穩定、中國為投資者提供的法律保護等一系列因素綜合導致的,因此需要一個系統性的預防及解決機制來消解現有投資征收風險,為對非投資征收風險的防范提供幫助。

                      (一)完善對外投資法律規范

                      中國在非洲的大部分投資多集中于容易對東道國當地環境造成影響,具有高征收風險例如礦產資源開發以及基礎設施修建等項目中。這些項目在執行過程中,有許多案例都是在審批階段對項目產生影響,導致投資者遭受損失[9]99-107!吨袊髽I國際化報告》藍皮書顯示,近十年來所發生的120起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失敗案例中有8%是由于東道國在審批環節加以干涉阻礙項目正常進行。采礦、修建基礎設施等行業本身容易造成周邊的地貌、水域等自然環境的改變,對環境造成一定的破壞。與此同時,項目推進過程中也會產生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不良后果,因此非洲許多國家都對這類投資項目規定投資者在項目開始之前要對項目進行評估,例如安哥拉要求外商投資者在水利設施興建之前必須按照當地法律要求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否則將予以嚴懲。而投資者如果在項目開始之初沒有執行這些環節,就可能引起后續的一系列問題,增加征收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對于這類問題,可以在法律上加強對外投資的審查來防范投資征收風險的產生。

                      現今許多國家都已經出臺了規范對外投資的相關立法,例如美國的《對外援助法》《經濟合作法》對企業在海外投資的范圍、項目的實施以及投資方式都做出了規定,韓國等《審查批準對外投資標準》《擴大對外投資自由化法案》對企業的境外投資行為進行監督。完善的對外投資法律不僅能夠約束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并且為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提供有力保障,從而加強對對外投資征收風險的防范。因此我國應盡快完善對外投資的立法,對投資者的對外投資行為進行規范,將環境評估以及審批標準納入企業投資行為規范之中,在備案和核準環節加強征收風險的審查,在源頭上降低投資者在投資過程中可能遭受的因審批或是環保等原因造成的征收風險。

                      (二)建立非洲國家投資風險管理平臺

                      非洲國家復雜多變的投資法律環境對投資者在當地進行投資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風險,了解并適應新的法律也給投資者增添了不少成本,特別是對于缺少專門法律工作人員的中小企業來說,缺乏東道國投資相關法律法規的了解渠道,不能及時了解最新的法律動態讓他們在征收風險即將來臨時無法及時獲得有效信息以做出反應,更遑論在遭遇征收之后通過法律途徑維護其合法權益。所以需要建立一個新的對非國家投資風險管理平臺為投資者提供相關的投資法律信息。

                      目前我國在非投資的征收法律風險處理在執行層面所面臨的問題主要有企業無法獲取東道國最新的法律文件,無從得知征收風險的來臨。此外,企業在遭遇征收后了解相關的法律規定對于事后尋求合適的救濟方式也具有重要意義。在面對征收時受國際仲裁成本的限制,不愿通過法律手段維護其合法權益。因此建立對非國家投資風險管理平臺可以從整合投資東道國法律及政策信息、發布風險預警通知以及聯系國內法律服務組織三個方面來運行。

                      第一,目前我國將投資東道國的法律環境以及投資征收風險信息集成在《對外投資合作國別指南》(以下簡稱《指南》)中,這更多的是一種總結性的文件,且《指南》中許多國家的投資法律信息整理還不夠全面,對于突發的法律環境變化的預警能力還存在不足。因此平臺應當承擔收集我國對非投資主要目標國家與投資環境相關的法律及政策信息,將這些信息通過國家及行業進行整理,并為投資者提供在東道國該行業基本的投資風險評估。其所需要收集并整理的內容包括東道國各行業的基礎法律、法規、最新政策和相關的投資糾紛案例,以及目前我國與該東道國簽訂的投資條約情況。特別是對投資者就部分非洲國家特有的投資準入、本土化政策進行提醒,以免出現因投資者不熟悉當地特殊法律環境而造成違反法律導致其財產被征收的后果。

                      第二,平臺應當特別關注各東道國法律法規的更新情況,分析更新的法律文件對中國投資者所涉及的相關行業可能造成的影響,并及時發布風險預警信息,提醒投資者警惕最新法律可能帶來的征收風險,從而實現系統性的投資征收風險預警。從已有的征收案例來看,東道國在對外國投資者施行征收行為之前往往”有跡可循“,一般都會首先對投資者所在行業的法律法規進行調整,從而為后續征收行為的實施提供法律上的依據。因此,及時發布非洲東道國法律法規更新情況,對投資者發布預警信息,能夠為投資者及時調整經營模式、降低潛在的征收風險提供幫助。

                      第三,平臺應當為投資者與國內法律服務機構組織提供更多交流的機會。目前國際仲裁成本高企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聘請仲裁律師費用,國際仲裁員的費用以及聘請國際專家的費用較為昂貴,而對于中國投資者來說,因為仲裁庭的選擇一般集中在ICSID、常設仲裁院、國際商會仲裁院和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院等西方主導并壟斷的仲裁機構[10]66-73,聘請的仲裁律師、仲裁員及專家往往都是外國人,其中溝通以及交通成本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通過平臺建立投資者與國內法律服務組織的聯系不僅能夠為投資者節省一定的開支,也能夠幫助國內法律服務部門拓展業務增強海外的影響力,同時還能為投資者提供一站式的投資征收爭議解決方案,減少投資者對通過法律手段尋求救濟的抗拒心理。

                      目前我國在對外投資風險管理方面已經有了”走出去“公共服務平臺,其中集成有對外投資及對外援助的國內法規并提供《對外投資合作國別指南》,在這些方面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因此新的非洲國家投資風險管理平臺可以考慮在已有平臺的基礎上對相應功能進行擴充,以達到一定程度上對非洲國家乃至對全世界投資風險控制的作用。

                      (三)對現有中非雙邊投資條約進行審查

                      目前中國在非投資的保護主要是依托于雙邊投資條約來進行的,但是簽訂并生效的雙邊投資條約覆蓋程度不足,此外對于已經簽訂的雙邊投資條約而言,其條款也存在對投資安全的實質性保護不夠等問題,這些問題都導致雙邊投資條約這一保護手段對降低現有在非投資被征收的風險提供的幫助有限,從而對中國投資者在非洲投資的信心造成影響。因此,對現有中非雙邊投資條約進行審查,一是要積極推動與非洲國家雙邊投資條約的簽訂,二是要及時更新對已簽訂的條約內容,從而為中國投資者在非洲投資提供安全的法律環境。

                      一方面,需要增強現有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的覆蓋,根據商務部數據,2020年中國流向非洲的投資額達到了42.3億美元,其中的主要資金流入國尼日爾、塞內加爾等國家至今仍未與我國簽訂雙邊投資條約,這意味著中國流入非洲相當數量的資金會暴露在征收風險之下而不能受到雙邊投資條約的保護。因此需要對中非現有雙邊投資條約的簽訂情況進行審查,積極推進對非投資國條約的簽訂,促進已簽訂投資條約的生效。

                      另一方面,在目前中非已經簽訂的34個雙邊投資條約中,有15個雙邊投資條約是2000年前簽訂的,老一代的雙邊投資條約在投資保護、補償標準以及爭議解決等方面的條款對外資的保護都更加傾向于提供最低標準的保護,在中非投資交流規模擴大的背景下不再能滿足對投資被征收風險保護的需求,因此需要對現有中非雙邊投資條約的內容進行審查,對有關征收風險保護的條款進行必要的更新以及改善。對于條約的改善,在投資保護條款方面,引入”全面保護與安全“條款以替換之前的投資保護條款,加強東道國對投資者的投資安全保障義務;在補償標準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入赫爾原則作為投資征收的補償標準,增強投資者面對征收風險時的信心;在爭議解決條款方面,除了添加ICSID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作為爭議解決的方式之外,還可以考慮引入中非聯合仲裁中心作為選擇項,加強中非南南投資合作法律保障。

                      結語

                      目前我國對非洲國家的投資不論是在存量上還是在流量上都持續保持增長,特別是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導致世界投資流動放緩的背景下,加強與非洲國家的投資合作,促進對非投資對于我國的經濟增長具有重要意義。而保證投資安全,減少投資風險,為投資創造良好環境對于推動中國對非投資無疑是非常必要的。鑒于目前中國對非投資中存在的征收風險,我國應當為中國投資者在非洲國家的投資提供系統性的保障:通過積極與非洲國家簽訂新的雙邊投資條約,審查現有雙邊投資條約,為投資安全提供良好的法律環境。同時,建立中非投資征收風險管理平臺,可以考慮與國內高校以及法律服務組織合作,讓其協助完成前期法律法規的收集以及風險分析工作,發布征收風險預警信息以及法律援助信息,為投資者提供一站式方便快捷的投資風險及爭議解決方案,減少投資者對通過法律途徑解決與東道國投資征收爭議的抗拒心理;還可以建立統一的中國與非洲國家之間的投資爭議調解中心,為不愿使用訴訟或仲裁的投資者提供一個更為公平的交流渠道,并與風險管理平臺一起,打造一個事前事后全方位的征收風險防范與解決系統。在這一方案下,中非之間也可以依托此系統,促進投資法律人才的交流,加強雙方投資法律與政策方面的了解,為中非之間的投資合作提供幫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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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國商務部中國與非洲已實施的合作項目一覽表 [EB/OL].(2002-07-16).[2021-10-081.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bg/200207/20020700032349. html.
                      [4]中央政府門戶網站:中國鐵建在非洲簽署近55億美元訂單[EB/OL].(2015-04-28).[2021-10-08]. http:/www.gov.cn/xinwen/2015-04/28/content_2853874.htm.
                      [5]朱偉東外國投資者與非洲國家之間的投資爭議分析--基 于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相關案例的考察[J].仲西亞非洲, 2016(3).
                      [6]衛中國礦業公司的海外經營一-中國有 色集團謙比希銅礦的經營實踐(下)[J].世界有色金屬, 2007(10).
                      [7]蔡從燕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rotecti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ese BIT practice[J].The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Trade,2006,7(5).
                      [8]韓秀麗中非雙邊投資條約:現狀與前景[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03).
                      [9]任洋.”一帶一路“背 景下對外投資環境法律風險防范一-以非洲為主 要視閾[J.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42(02).
                      [10]陳輝萍中非投資爭議解決機制創新:南南法律合作新模式[J]國際經濟法學刊,2018(02).

                      注釋

                      1數據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202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EB/OL].(2021-09-29).[2021-10-08].http://images.mofcom.gov.cn/fec/202102/20210202162924888.pdf.
                      2數據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202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EB/OL].(2021-09-29).[2021-10-08].http://images.mofcom.gov.cn/fec/202102/20210202162924888.pdf.
                      3根據商務部202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數據顯示,中國對非洲國家在建筑業方面的直接投資存量從2019年的135.9億美元增長到了151.5億美元,在全球對非投資減少的背景下實現了逆勢增長。
                      4中國-南非雙邊投資條約第2條。

                    作者單位:1.湘南學院外國語學院2.湘潭大學法學院
                    原文出處:曾捷,宋彬齡.中國在非投資征收風險的預防機制[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46(03):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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